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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宋伯胤1950年的怒江田野调查:历史的见证珍贵的记录

gecimao 发表于 2019-03-18 20:18 | 查看: | 回复:

  受地理环境制约,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交通闭塞,1950年代尚无公路,生产力发展水平低,有的地方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。当代最先进入怒江地区做民族社会调查的,是与云南有着特殊缘分、获得“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”最高荣誉奖的我国著名文博专家宋伯胤先生。以前人们只知道宋先生是“剑川石窟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”,却少有人知道1950年他就深入怒江做民族调查了。他当年的《日记》怒江部分,见证了中国西部边疆社会变迁的历史,是一部能“观往知来”的珍稀文献。

  由于学术著作出版难,这些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的 “日记”稿,直到2012年11月,才列入“南京博物院学人丛书”《宋伯胤文集·民族调查卷》,由文物出版社出版。之前,宋老文集已出版《博物馆卷》《陶瓷卷》《枕具卷》,大16开精装本四大册。“民族调查卷”属于“首次公开刊布,弥足珍贵”(见《编后记》)。这部著作对云南来说,不仅真实地书写了当年民族地区的历史,至今仍能起到“观往知来”的作用。

  宋伯胤,1921年生,陕西耀县人。抗日战争后期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,师从向达、裴文中、王重民三位教授,在历史学、考古学、目录学、美术史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具备了广博的专业知识和田野调查能力,成为他们器重的高足。1948年8月,宋伯胤大学毕业后持向达先生推荐函进入中央博物院(今南京博物院),在院长、文博与考古专家曾昭燏女士指导下,走上学术研究的漫漫长路。

  1950年6月14日,文化部急电南京博物院,调派宋伯胤代表国家文物局参加中央访问团赴西南各省做搜集、考察工作,工作时间为3个月。据宋伯胤当年的《日记》记载:他8月9日到达昆明,9月28日随中央访问团从昆明出发去滇西,宋伯胤分在去碧江的第三组,任副组长。11月9日到达怒江知子罗, 11月11日离开知子罗前往福贡。

  福贡县政府设在上帕,村里有50多户人家,住竹席房或石板房。11月14日的群众大会,参加者3000多人。据李县长介绍: 1950年6月统计,全县人口18644人,有民家(白族)、傈僳、么些(纳西)、怒族、汉族5个民族。全县分四个区,24个行政村,346个自然村,共122户人家。经济上以农耕为主,副业打猎、做背夫。种一年粮食(包谷)只够吃半年,其余时间挖野菜充饥。特产是黄连,全县有基督教徒3437人,教堂37座,基层干部中有一部分是教徒,“与人民政府是合作、团结的,他们拥护”。全县区以上干部,本地人22人,外地人21人,区以下全是本地人。

  傈僳、怒族原先没有文字,英国人傅能人为了宣传宗教,创造了拉丁拼音文字,比汉文易学,掌握的人逐渐增多。解放前在福贡办过汉语小学和师范,但30多年只培养出7个“可以做事的”人。现在全县有9所小学,上帕有一所完小。

  在11月17日各民族代表座谈会上,第一区代表普贡说:“我们这里生活困难,一年吃不上两三次肉,最缺的是盐巴。地不好,石头多,水不容易引上来,希望政府帮助开发水利。”二区代表阿竹说:“田地不好,收的粮食不够吃。织出的麻布,男的穿了女的就没有穿的,女的穿了男的就没有穿的。没有人会打铁,买锄头要去外地”。其他代表反映:缺医无药,希望政府设一所医院,给一点药。路不好走,希望给点炸药,帮助修路建桥,这样江东江西来往就方便了。希望多设几所学校,解决师资经费和笔墨纸张、挂图、钟表稀缺问题。

  宋伯胤到腊乌村访问村民:拉哥是较为“富裕”的一家,七口人,有两块水田,四块包谷地,一头牛、一头母猪和五只鸡。收的粮食不够吃,吃稀饭掺青菜。盐巴要用粮食去换。大儿子分居,36岁,有两个孩子,一家四口。没有牛,只有一头小猪,一只母鸡,一口土锅,睡草垫,盖麻毯。每天两顿稀饭,常年不变。生病吃的药是到山上采的;没有洗脸毛巾,未见过肥皂,洗衣用脚踩。家中没秤,有一个升子,没有尺子,量布用手。

  按照傈僳人使用的用具看,宋伯胤认为这一地区应该离石器时代不是很远,但前人未留下线索,“考古发现史上这一页是空白”。他上街访问群众,问有没有看见过“雷斧子或“雷公斧”?问了许多人,终于找到了。上帕街有一家人藏有“雷楔子”(傈僳语义“从天上掉下来的石斧子”),据说是这家人上辈爷爷从山上捡来的。看了两个,正是要找的“雷楔子”,上面清楚地遗留着打磨的痕迹。又有一个小孩拿来一个,“小得很,加工精细,白色有青色斑纹,是当地础石做的”,小孩说家中视为神物。后来到理悟底, 怒江西岸高黎贡山腰的小村,村民家里也藏有很多石斧。在一家火塘边就看了七个“雷楔子”,大小虽异但形状相间,一端打磨成刃;有的两侧还有打磨的痕迹;有一块呈不规则的四方形,未加工,只在一角隅凿有一小孔,凿法是两边对凿。面对这些神物,宋伯胤一一作了登记,“虽然是小小的发现,或许可以为怒江远古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。”

  理悟底是怒江区内地会发展的根据地,全村72户, 472人,不信教的只有2人。1927年间,美国人杨思惠到此传教,宗教对村民的影响较深;男女都不吸烟、不吃酒,饭前必举行祈祷。村里道路干净,村人穿着也讲卫生。对公元纪年记得很清楚;实行一夫一妻制。坟前都树十字架,木质或石质,用傈僳文标出公元纪年的生卒年月。

  宋伯胤在理悟底调查了5户较为典型的家庭,写成4000多字的资料。11月19日又去碧江。不是原路返回知子罗,这条路更难走。坡太陡,路是“羊肠鸟道”,村民安排两人在前面挖脚坑,好让访问团的同志行走容易一些,但宋伯胤还是摔了一跤,七里长的坡下了一个小时。鞋子走破,借一双草鞋穿,脚磨破两处。行李是雇民夫背,天将黑才到江边。怒江水涨,浪急水大,“坐船进水,真捏了一把汗”。过江后又是上坡,“渴得狠,饿得很,在月光下高一脚,低一脚,体力不行还要慢慢往上移”,8点钟终于到了碧江县政府。

  碧江县的民族人口情况:全县共有4085户,19994人。其中傈僳族2731户,14067人;怒族843户,3800人;那乌人(白族勒墨人)487户,2026人;汉族20户,86人;曲子族(独龙族)4户,15人。1月22日举行的欢迎中央访问团大会,到会群众2000多人。曲江俅族(独龙族)来了三个代表,“身着麻布衣裳,不穿裤子,只穿长到膝头的麻布裙子,中缝处绣一条织花。蓄着长发。不识字。但习于结绳记事,走一天路就在绳子上结一个结,开会时把听到的东西也打结记下来。胸前挂着的那根麻绳,结子有大小,结间距有长短,能摸着结把记的事复说出来”,宋伯胤算是亲眼见到史书上说的“结绳记事”。通过翻译请他们打结,照了三张相。随后了解到碧江的县情更为具体。

  碧江1949年10月建立县人民政权,20年前还是奴隶社会,奴隶占全人口四分之一。现今那马及傈僳区内还有二三百娃子。泸水老窝镇奴隶尚占全户口的三分之一以上。督督罗村阿恒扒父子是最著名的奴隶主,有奴隶14家,有家庭男女和单身娃子28 人。碧江第一乡乡长田映书的男娃子已五易其主。宋伯胤记录了碧江四区的娃子人数和名字。县政府里还有个12岁的小孩贵保, 五六岁时从兰坪被卖到碧江做娃子。

  土地分配: 汉人地主占0.2%,富裕中农占3%,中农30%,贫农占67%(没有富农,也没有雇农)。耕地少,没有耕牛。鸡猪少,有的人家甚至一只鸡都没有。物产:包谷、荞麦、大麦、黄豆、蚕豆、豌豆、麻、桐、漆。黄连年产达8万斤,香菌年产3000余斤。泸水贝母年产800斤,木耳2000斤。手工业者只占7%,只限于铸制犁头等农具和简单桌椅。

  教育方面:因地少人稀且散居山间,生活困苦,学龄儿童要帮助家庭生产,家长不愿给子女就学。过去虽办有5所小学,“学生是雇募而来,流动性大,能读三五年的十中无一”。新中国建立后县政府组织工作队下乡宣传党的政策,与各族士绅头人商讨,群众自愿支持,在主要村落各设初小一所,全县共设小学22所,共有学生600多名。困难是没有教科书和文具,有的学校只好自编一本政治课本,一本文化课本。

  11月25日中午离开碧江走上返途,欢送的队伍送了一里多路。同志们依依不舍,福贡来的三位女同志哭成泪人;知子罗小学的田金秀小朋友、娃子贵保哭出了声音。走了很远,宋伯胤回头望去,还能看到送行的人在山头挥手……虽然离开了碧江,宋伯胤还牵挂着田金秀和贵保两个孤儿,在中途休息时他给碧江县县长写了一封信:“……我是穷孩子出身,所以我特别关心贵保知田金秀两位小朋友,现托人带来人民币5万元,请分给他俩买笔墨用。同时希望你们好好照顾他们,教育他们,他们将是兄弟民族地区得力的干部。”信和钱交给来送行的同志带回去。

  宋伯胤在1950年11月25日的日记里写着一段话:“怒江区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发现,增加了我再来的勇气……我将再来云南……怒江半月,若果说我有留念的话,除了丰富的民族感情之外,弄清楚这个地区的‘青年时代’算是我的心愿。再见吧,怒江!再见吧,高黎贡山!愿你忠实地捍卫着人民祖国的边疆,你光荣的历史我一定给你写出来!”1951年的2月,宋伯胤在昆明写成了《怒江开辟史》,约10000字;另一篇是《怒江奴隶情况》,2000字。后来,由于宋老担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,作学术研究,又在多所大学兼职任教,一直未能实现他再访怒江的愿望。

  2009年 11月20日,宋伯胤先生在南京病逝。厚达584页的《宋伯胤文集·民族调查卷》,可作为宋老“垫枕”著作之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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